在4月17日央行宣布降準后，金融機構、企業等都翹首以待，期望借此補充流動性，降低自身融資成本。但多位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的金融業、實體經濟負責人表示，就目前來看，還未感受到融資成本有明顯下調，短期資金成本還有上升趨勢。

“我們并沒有感受到資金成本降低。目前我們公司主要融資渠道之一是融資租賃，其成本已經從去年初的7%，上升到去年中的10%，目前更是到了11%，沒有什么利潤。”一家大型光伏企業負責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而多家融資租賃企業則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他們從銀行、ABS等市場取得資金的成本一直在抬升，因此給企業的利率當然會變高。“不同性質的租賃企業融資成本差別很大，但從2016年中開始都一直在漲。目前大銀行系金租公司可能只有4%，大型國有背景租賃公司約6%—7%，一般租賃公司則到7%-9%左右甚至更高。”一家金融租賃公司業務部經理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四川地區一家剛通過房屋抵押經營貸款獲得400萬資金的工程設備企業則表示，該項資金從當地某股份銀行獲得，貸款利率約6.8%左右，還需要繳納2%的擔保手續費，綜合融資成本在9%以上，而他們去年底通過同樣方式獲得的貸款利率僅為6.17%。

央行在降準時明確表示，此次降準產生的增量資金更多給了中小金融機構，并要求相關金融機構把新增的近4000億資金主要用于小微企業貸款投放，并適當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改善對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上述要求將納入宏觀審慎評估(MPA)考核。

間接融資成本怎么降?

為什么降準之后，企業的融資成本依舊居高不下?

首先，此次降準釋放的4000多億資金相對于企業龐大的融資需求來看，有些杯水車薪。央行公布的一季度金融機構貸款投向報告顯示，今年一季度全國新增信貸達4.9萬億，同比多增6339億元，其中小微企業貸款增加7473億元，但卻同比少增了3326億元。也就是說即使這近4000億全部投入到小微企業，也只是讓小微企業的季度融資供應量恢復到去年水平，但面對一直在增長的需求端，資金供不應求的狀況依舊難以改觀。

其次，雖然對銀行來說降準所取得的資金成本相比于MLF的資金成本更低，但在各種貨幣基金、互聯網金融和居民負債發展的沖擊下，存款增速一直在下滑。央行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3月末，人民幣存款余額169.18萬億元，同比增長8.7%，增速比上年同期低1.6個百分點。

為此，多家銀行相繼提高了大額存單利率，并通過存款送禮等方式變相提高存款利率，希望留住客戶。如建設銀行4月14日推出認購金額30萬元起、較央行基準利率上浮45%的大額存單;招商銀行4月17日推出100萬元起購、利率水平上浮50%的大額存單;部分城商行、農商行甚至上浮達55%。

“以前我們很難直接從央行取得MLF釋放的資金，而是接受大型銀行的轉賣，降準的確有利于降低我們的資金成本，但這只是我們負債的一部分，我們有更多的低成本負債，即居民存款在流失。”四川地區某城商行信貸業務經理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相比于國有大行，城商行客戶基礎面較窄，為了拉存款什么送禮物、拉關系、提利率等十八般武藝都用上了，但仍然難改存款增速下滑的事實。負債端做不大、成本低不了，給企業的成本也難降低。”

那應該如何降低銀行成本，從而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呢?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認為，中小銀行應該通過直銷銀行、場景構建、加大提供便利的結算方式等金融科技辦法，在防控風險的情況下保持存款的穩定，并提升自己的管理效率、降低經營成本。

最后，降準正式實施是在4月25日，所產生的資金更多用于緩解月末銀行流動性緊張的壓力和繳稅。此外，央行為了防止市場認為降準意味著“放水”，又多次凈回籠資金，引導市場預期，也造成了短期資金成本的上漲。因此，降準影響傳導到實體經濟中還需要一定時間，但從中長期來看，4000億增量資金進入小微領域，將有助于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融資慢的問題。

“相對而言，中小銀行負債端成本上升的壓力更大，流動性更緊，而城商行和非縣域農商銀行由于深度捆綁地方經濟又是服務當地小微企業的主力，其負債成本上升也導致小微企業融資成本難以下降。”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據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團隊測算，此次降準可直接降低銀行負債成本約142億元，綜合考慮全年可提升商業銀行業績300億元以上，有利于銀行相應降低對實體經濟提供資金的成本。

直接融資的困惑

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一直存在，政府也多次強調要發展直接融資，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來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但事實卻總是不盡如人意。

央行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8年一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為5.58萬億元，但其中屬于直接融資的企業債券凈融資、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則僅為5371億元和1283億元，總計僅占社會融資規模的12%，占比雖然高于2017年的6.8%，但顯著低于2016年的23.8%和2015年的24%。

“去年債券融資減少的原因是部分企業看到發債成本高漲，和銀行信貸利率倒掛而選擇觀望。但今年以來，隨著融資成本的提高和銀行信貸額度告急，部分企業還是重新選擇了發債。”北京地區一位銀行債券分析師表示，“目前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已經從今年初最高點的4%左右降到3.7%左右，表明未來發債成本會有一定改善的預期。”

在股權融資方面，隨著監管部門IPO和定增審核的趨嚴，發行已然不容易，被否IPO數量已達38家，新IPO上市企業數量減少。此外，在資產管理新規和股價壓力影響下，定向增發也變得不容易，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根據公告信息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已經有龍泉股份、神州長城等上市公司公告定增批文到期失效，即定增失敗，這些也都導致了股權融資減少。

此外，直接融資也存在結構性不平衡的問題，如新疆、甘肅、寧夏、陜西、內蒙古、山西這西北五省一季度的股權融資都是零，幾乎全靠銀行貸款在支撐。

多位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的分析師都認為，實際上中國很多直接融資并非真的直接融資，銀行資金仍然通過資管嵌套、通道業務參與其中。但去年以來，面對監管部門要求的去杠桿，通道減少，直接融資數額相應減少，也是去杠桿的反映之一。“只有真正將理財業務從銀行這個母體分拆出去，做到破產隔離、賬戶隔離和風險隔離，才能有效打破剛兌，并讓這部分錢可以進入直接融資領域。這對防范金融風險，降低融資成本都有好處。”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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