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駐日本、德國、美國、巴西特約記者 蔣豐 青木 潘秋辰 張凡】編者按：多數中國人最早知道外國有“啃老族”，應該來源于日本。上世紀90年代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后，該國便出現一大批在家白吃白喝的人。20多年過去了，這些“啃老族”不僅沒有獨立，還變成了“啃老大叔”“啃老大媽”，被戲稱為“啃老先驅”。如今，超過400萬35歲至54歲的日本人與父母生活在一起。當人們感嘆日本“啃老”問題無解時，西方國家也正發生變化——民調顯示，美國25歲至29歲的年輕人中，有33%與父母或祖父母住在一起;歐洲國家35歲以下人群中，這一比例超過40%。歐美家庭成員的生活難道不都是相對獨立的嗎?這些數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這種傳統認知，同時也在告訴我們，“啃老”已成為全球現象。

日本 子女“愿啃”，父母“愿被啃”

1997年，日本中央大學社會學教授山田昌弘為日本“啃老族”發明了一個詞——單身寄生族。20多年過去了，最早的“啃老族”變成了“啃老前輩”，被更多日本年輕人效仿。

《環球時報》記者身邊便有這樣一位“資深啃老族”。今年57歲的野口在其34歲時因公司裁員丟掉工作，接著老婆離他而去。心灰意冷的野口返回老家埼玉縣，與母親一起生活至今。準確地說，野口平時不是“宅在家”，而是“宅在房間”，飯菜都是由母親送到房間門口。野口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基本來自網絡。這樣的生活不怕被別人指指點點嗎?對于《環球時報》記者的提問，野口說：“外面的評論根本不重要。我們是這個世界上可有可無的人，在社會上活動反而會給更多人造成麻煩，不如隱居在家。”

野口的母親洋子今年82歲，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女兒結婚后搬了出去，家里只有她和兒子。去年夏天，洋子在外不小心摔倒造成骨折。在醫院治療期間，她還專門托人去她家照顧兒子。出院后，行動不便的洋子照樣照顧兒子的飲食起居。

隨著年齡增長，洋子越來越擔心：“如果我死了，兒子怎么辦?”近幾個月，她開始利用一切關系為兒子找工作，還讓女兒幫忙寫求職書，甚至在學歷、特長上“摻水”。一些朋友與社區工作人員告訴洋子，這些事應該讓野口自己做，她不以為然道：“我兒子只是性格比較細膩、感性，不太愿意與人接觸。是我自己愿意養著他，不關他的事。”

像野口這樣的“啃老族”，在日本已經形成了一個相當龐大的群體。日本內閣6月公布的數據顯示，不工作、不上學或不參加任何培訓活動的人超過116萬，約占日本勞動年齡人口總數的2%，其中，40歲至54歲年齡段有45萬人。35歲至54歲人群中，與父母居住在一起的人超過400萬。

如果年邁的父母不在了，這些“中年啃老族”應該怎么辦?“基本不用擔心這個問題。”長期對“啃老族”進行輔導工作的志愿者黑田告訴記者：“我也常常這樣問50多歲的‘啃老族’，但他們往往會很奇怪地看著我說，‘國家不是有低保嗎?’而且，日本是儲蓄大國，很多老人省吃儉用，去世后留下大筆資產，足夠養活子女好多年。此外，有些人甚至會隱瞞父母死亡的消息來繼續領取他們的養老金。當相關工作人員上門探訪時，這些人便謊稱父母外出走親戚，或者聘請其他老人來冒充。而很多工作人員也只是走走形式，根本不認真做調查。”

對于“啃老”問題，日本政府與社會難以找到對策。由于人口結構已經嚴重老齡化，日本大多數選票掌握在老年人手中。如果政府出臺對“啃老族”不利的政策，愛子心切的老年人說不定會用選票來表達不滿。更何況在大多數人看來，“啃老”只是家務事，一個“愿啃”一個“愿被啃”，與其他人沒有什么關系。

美國 “我這么做是明智的，可以為將來做打算”

“每個人都應該有獨立的生活。我們三代人常年生活在一起會互相影響，這樣并不好。”今年71歲的道森太太談起他的兒子，不禁搖了搖頭。

道森夫婦在美國馬里蘭州首府所在地安納波利斯的海邊經營一家餐館。年輕時，夫妻二人是當地漁民，結婚后，他們將自己住房的一樓改造成餐館，經營至今。這里的海鮮口味十分不錯，《環球時報》記者經常去，時間久了便與他們熟悉起來。“我們老了，想退休了。”在一次交談中，道森太太這樣說。記者以為，他們會賣掉餐館住進老年公寓或養老中心，就像大多數美國老人一樣。但道森太太說，如果賣了，大兒子一家就沒地方住了。這個大兒子也曾出去闖蕩過，但30歲時又重新與父母生活在一起，之后還成了家，并且生了一兒一女。如今，大兒子夫婦負責在后堂打理餐廳事務，孫子孫女完成高中學業之余，承擔服務員的工作。“我們去世后可以將餐館作為遺產給大兒子。問題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養老。”道森太太不住地嘆氣。

道森太太的兒子是記者身邊年齡較長的美國“啃老族”。事實上，“歸巢”現象在美國年輕群體中也十分普遍。根據美國皮尤中心的調查，2016年，美國25歲至29歲的年輕人中，有33%與其父母或祖父母住在一起。該數據創下75年來的新高，幾乎是1970年的3倍。

“我這么做是明智的，可以在省房租的情況下為將來的事業與生活做打算。”27歲的安妮·卡斯納茲這樣解釋她為何與母親住在一起。為償還學生貸款，卡斯納茲大學畢業后做過一系列工作：在一家快要倒閉的紙媒賣廣告，在一家超市做裝袋工，在酒吧當服務員。但她后來發現，每一份工作只不過是讓她“從一個經濟窘境陷入另外一個”。后來她回到家，想要聚焦于一些“長期目標”。然而4年過去了，卡斯納茲仍舊一事無成。“所有人都告訴我，做點什么吧，”她說，“但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與卡斯納茲不一樣，30歲的杰奎琳·布比恩回到父母家，是為了“保住”她的工作。夢想成為電影導演的布比恩獲得了一份音樂視頻導演工作，她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問題在于工資太低，無法維持生活。為了追求事業，只能回家。

為何美國年輕一代“啃老族”陡然增多?美國《紐約時報》分析稱，因為出生于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美國年輕人經歷了“不幸的經濟發展趨勢”，他們大學畢業時正值房地產和金融體系遭受經濟危機，導致他們負的債比以往畢業生都多。2014年，近45%的25歲年輕人有未償還的貸款，平均數額超過2萬美元。2014年左右畢業的大學生，半數以上失業或者不充分就業。

巴西 “經濟不景氣，我也沒辦法”

“對于羅德里戈，我真是非常非常頭痛。”一向開朗愛笑的塞爾吉奧與《環球時報》記者談起他的小兒子時止不住地嘆氣。這位年過70歲的巴西老漢不停地用手指揉搓太陽穴，似乎是想揉去煩惱。

塞爾吉奧年輕時在通信公司工作，收入頗豐，現居住在里約熱內盧的巴哈區，是這個國家中產階層的縮影。大兒子供職于巴西石油公司，二兒子是公務員，子女很少讓他操心，直到三兒子羅德里戈畢業。羅德里戈曾在里約熱內盧一所私立大學學習工商管理，十分不巧的是，畢業那年正趕上了巴西嚴重的經濟危機。自2015年以來，羅德里戈一直在家“啃老”。他將目前的窘境歸結于社會背景：“現在經濟不景氣，各行各業都在裁員，我所知道的‘啃老族’不在少數，真是沒有辦法。我準備繼續讀書，充實自己的簡歷。”

羅德里戈并不十分在意自己“啃老”的現狀，這一點讓他父親十分憂慮。“為了幫兒子找到工作我想盡一切辦法，動用關系，都沒有結果，我自己也很內疚。但現在羅德里戈似乎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日子，他沒有那種必須找到工作的決心，甚至放棄找工作，真的讓我很痛心，而且有時候說多了也不好。”塞爾吉奧告訴記者，“羅德里戈曾跟我說工作也可以找到，但是收入太低了。我心想，能找到工作保持與外界溝通的狀態也不錯，何必在乎工資高低呢。”即便如此，塞爾吉奧坦言，兒子在家“啃老”的日子沒有給家庭氛圍帶來太多負面影響。

像羅德里戈這樣的青年在巴西還有很多。根據巴西地理統計局的數據，2017年，巴西15歲到29歲年齡段的青年共有4850萬，其中既沒有工作也沒有在校學習或參加技術、職業培訓的“雙無”群體有1120萬，約占該年齡段青年總數的23%。

2015年至2016年，巴西經歷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就業市場遭受重創。該國雖然2017年重回經濟增長軌道，但正規就業崗位數繼續呈現負增長，失業人口創近5年新高。國際勞工組織公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底，近30%的巴西青年沒有工作，這一比例相當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是近27年來的最高值。

巴西瓦加斯基金會研究院學者布魯諾·奧托尼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雙無”群體數量長期增長將給巴西經濟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因為不僅國家未能充分利用年輕人的生產力，同時這些人在未來將更加難有作為，因為他們掌握的知識將變得愈發過時。

專家對于在短期內扭轉“雙無”群體增長的局面持悲觀態度：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當前巴西政府仍面臨不小的財政危機，可能無法給“雙無”群體提供更多的資金。奧托尼認為：“必須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以便國家能夠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改善這一群體的生活，同時為私營部門創造空間以幫助他們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或學校。或者通過建立臨時工中介機制，幫助年輕人從無業向就業過渡。”

德國 年輕人的“青春期”延長了

21歲的本尼是慕尼黑大學機械工程專業學生，每天在學校完成學習任務后，他開車40分鐘左右，回到35公里外的小城格隆，回到他的父母家。

“兩年前高中畢業后，我曾經試著找公寓。但后來我放棄了出去住的想法，一是房租太貴，二是合租公寓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本尼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家里不同，這里很干凈，冰箱永遠滿滿當當，媽媽每天都為他準備飯菜。“我每周也都會做家務，幫忙修修草坪。在家里我能享受生活，也能安心學習。”本尼告訴記者，他的女友和很多朋友也都是與父母住在一起。

本尼的母親克勞迪婭是一名公務員。她告訴記者，自己18歲上大學時搬出父母家，而她丈夫在16歲時就獨立了。“時代不同了，我們會給孩子更多時間。如果硬要本尼搬出家，我們也擔心會對他的心理造成打擊。”克勞迪婭說。

“以前，年輕人在高中畢業后就從父母家搬出去了。但是近十多年來，德國社會發生了顯著變化。”德國漢堡大學青少年研究學者馬努拉·海因茨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德國年輕人的“青春期”延長了，他們的“自我發現”階段持續需要更長時間，在此期間，他們更想待在家里尋找未來的方向。

海因茨說，經濟也是重要因素，在慕尼黑、漢堡等大城市，一套60多平方米的公寓房租為每月800歐元左右。對學生、剛進入職場或根本沒有找到工作的人來說，房租太貴了。

在德國，“啃老族”被稱為“媽媽酒店”(Hotel Mama)。德國聯邦統計局2016年的數據顯示，約62%年齡介于18歲到24歲的年輕人選擇不離家。25歲人群中，仍然有1/3待在家中。

不過，柏林家庭咨詢專家克里斯蒂娜·林德爾認為，這是一個積極現象。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許多父母也樂在其中，因為這意味著為家庭成員構筑了一個安全網，告訴他們“一直有人在你身邊”。

事實上，即便搬出家，大部分德國年輕人也會選擇距離父母家不遠的住所。一項調查顯示，3/4的德國年輕人的住所距離父母家不超過2個小時。

“這是一個歐洲問題。”德新社5月的一篇報道稱，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該地區35歲以下與父母住在一起的群體的比例達到40%以上。還有很多人是搬出去又回家的“歸巢者”，他們的平均年齡為3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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