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23日，《廣東攝影史：1844-2020》首發式暨學術研討會在廣州舉行，該書是一部全面的廣東攝影史，也是中國攝影的廣東故事，凝聚了數代攝影人的心血。

從1839年攝影術誕生，到1844年隨著貿易及戰爭傳到了廣東，再到北上（北京）和東向（上海）蔚然大觀。攝影在廣東，也在中國走過了近180年。本書共分為三個部分：上編聚焦清末至新中國建立前的廣東攝影；中編容納了新中國建立至改革開放時期的變化；下編則囊括了這四十余年來的廣東攝影發展。全書共30多萬字，242張圖。記錄了廣東各個歷史時期的攝影人物和歷史事件、主要攝影社團的發展歷程，并全面梳理攝影流派、攝影風格及攝影技術發展，詳解里程碑事件及大師經典作品，呈現一場攝影文化盛宴。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上編：中國攝影開端于廣東（1839-1949）

中國攝影“生于”廣東，后來“北上”輻射至天津、上海、武漢、北京、貴陽等地開設照相館，發展迅速。革命時期，廣東籍“紅色攝影”群體發揮重要影響力，創辦《晉察冀畫報》，開創畫報源頭。早期的廣東攝影創造了中國攝影史上許多個“第一”——第一張照片、第一本攝影刊物《攝影雜志》、拍攝第一條鐵路照等。

約翰·湯姆遜（英）《廣州藥房街》1868-1871

威廉·桑德斯（英）《生活在上海的廣東女子像》約1865年，手工上色蛋白印相

賴阿芳《廣州藥房街》1880年

老焱若《一肩風雪》1928年

蔡俊三《春江水暖》1928年

郭錫麒影作

沙飛《保衛國土，保衛家鄉》

何鐵華《農家女》1935年

鄭景康《媽媽！》1938年

吳群《勝利挺進》

石少華《民兵在敵人的必經之路埋地雷》1943年中編：裂變與重組 混沌到有序（1949-1979）1949年之后，廣東本土攝影成為主流，本階段30年的發展歷程中，廣東攝影群體、攝影資源、照相業、藝術觀念、攝影載體等漸成體系，經過整合與改革，攝影事業的脈絡逐漸清晰。新舊轉換時期，廣東本土攝影家記錄了時代轉換點，本階段，廣東攝影資源整合，三大報、圖片社與攝影家協會組建成立，攝影藝術理論重構，創辦省級攝影大展。成立于1958年6月的廣東省攝影家協會是中國最早的省級攝協之一，至今共舉辦了28屆全省攝影展覽，奠定了廣東作為攝影大省的地位。

林楊《冀中農民慶祝〈中國土地法大綱〉》1947年

崔柏樺《越過封鎖線》20世紀50年代

黃容光《黑水仙》1950年

薛子江《海灣之晨》1950年

蔡忠植《中朝兄弟戰斗情誼》1954年

劉體志《漁娘》1955年

王志淵《古樹與幼苗》1956年

譚俠華《曬葵》1958年

廖衍猷《土法上馬》20世紀50年代末

李公劍《澳門內港》20世紀60年代

袁家驊《船頭練武》1960年

梁伯權《你聽到了嗎？》1960年

梁羽澤《沙梨》1961年

朱涵《千排麇集》1961年

梁祖德《川流不息》1962年

鐘文略《孖辮妹》1963年

廖衍強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1965年

陳復禮《搏斗》1967年

鄭中健《深圳羅湖橋關》1968年

林維后《江門市機械廠青年讀書小組》1976年

段秋生《時刻警惕》1976年

張健昌《追捕》1978年

林星《見證民生：廣州從化民樂公社墟日》1978年

何煌友《蛇口開山炮》1979年

林孫杏《送蠶繭》1979年下編：守正與傳承 多元與創新（1979-2020）該部分分為八個章節，分別是：（一）改革先行者的“敘事機遇”；（二）廣東紀實攝影：全方位“突圍”嘗試與破局，一批攝影人成為中國著名攝影家；（三）廣東沙龍攝影：藝術與休閑的“疊加態”；（四）廣東當代攝影的“地域趣味”在攝影節中的崛起；（五）先行的廣東商業攝影的多樣面貌；（六）超級城市化進程中的深圳攝影；（七）廣東攝影理論：從執行時代觀念到多元理論譜系；（八）廣東攝影教育網絡的多層次發展。

曾越《新炊間黃粱》1981年

安哥《大齡婚禮》1983年

蔡俊榮《煤油燈下新一代》1983年

楊對榮《冬瓜比我高》1983年

鐘國華《駐深武警邊防七支隊的官兵們在鋪設深圳經濟特區管理線電纜》1984年

周順斌《升》1984年

董方明《潮流》1984年

王紅《突擊隊員實兵演練后的合影》1986年

黃旌整《迎》1986年

朱穗風《人》1987年

江式高《深圳蛇口女工》1989年

張新民《深圳8.10股潮 》1992年

葉健強《“奶爸”一族》1993年

曹紅《渴望再就業》1995年

宋布軍《廣州岑村駕駛員培訓中心》1997年

李偉坤《洪水中的安全島》1998年

楊延康《修女看護截肢麻風病人游泳》1998年

許培武《珠江新城系列：新城臨江邊夕陽下的女孩》1999年

余海波《中國大芬油畫村》2005年

曾憶城《鏡花緣：呼吸》2005年

李政德《新國人》2014年

楊俊坡《深圳福田村》2015年

吳國勇《無處安放》廣州天河，2018年作為本書的執行主編，楊莉莉與澎湃新聞記者分享了自己在編撰時的心路：在思路上，楊莉莉認為，廣東攝影史“宏大視野和多元敘事”，不僅僅是攝影作品和攝影師的傳記，也應當包含攝影技術、社會發展、文化觀念和產業組織的變化……攝影史的宏闊應當像廣角鏡頭一樣，編撰攝影史就是對“這一廣角鏡頭進行再裁剪”。舉例來說，對一些西方攝影史過往老照片的解讀，楊莉莉說自己一直抱著一定的懷疑態度。她認為，攝影史論者必須要理解攝影技術的進化路線，還原當時歷史的技術語境，才能更好地理解老照片的真實存在。否則，它是一種“失去景深”的解讀。“編寫《廣東攝影史1844-2020》的時候，我盡量全面體現這種‘多史的廣角性’，而且在比重上，盡量做到結構上的均衡。”楊莉莉說。與此同時，楊莉莉稱在編撰該書時弱化了“桑塔格之道”，她在一篇關于自己編輯思路的文章中寫道：在攝影理論界，似乎有一個“桑塔格觀看泥潭”（Susan Sontag"s trap），即桑塔格認為，第一，攝影不是客觀的，而是攝影師“制造”出的客觀，削弱了事件的意義；第二，觀看照片就是一種“自以為是”的占有，就像瀏覽者擁有一種“并不在場的真實感”。楊莉莉選擇強化“攝影史生態”，假設并強調了攝影的基本真實，并想通過此，為其他的歷史研究提供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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