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1”新政，是光伏企業遇到的一個“坎”，隨之而來的是今年前10個月光伏新增裝機容量同比下滑。“斷奶”的陣痛中，中國光伏業還遇到了貿易摩擦的升溫，企業們選擇“轉變中求生存”，既有逆市擴產，提升核心競爭力，也在積極布局海外產能，開發新興市場。這一場光伏業的“寒冬”，最終卻并不冷。

導讀

鐘寶申強調，“市場和價格總在波動，但一旦擴產，增大的產能卻無法立即消失。因此擴產時要把握技術進步的節點和自己的能力，來減少風險。”

距離“531”新政出臺，已過去半年。

這份名為《關于2018年光伏發電有關事項的通知》的政策文件，提出暫不安排2018年普通光伏電站建設規模，僅安排1000萬千瓦左右的分布式光伏建設規模，進一步降低光伏發電的補貼力度。

這一政策可謂威力十足，被業界視為比肩2008年金融危機和2013年歐美雙反的第三次行業“危機”。

來自于國家發改委智庫專家的數據顯示，今年前10個月，光伏新增裝機容量同比下滑兩成。

光伏上市公司也“難逃一劫”，從上游的多晶硅、硅片，到中游的電池和組件，再到下游的EPC、電站企業，三季度業績下滑上市公司比比皆是。

然而，在采訪中，不少上市公司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將堅持此前的擴產策略。通威集團副總裁胡榮柱對記者稱，通威在保障產品質量的前提下，對多晶硅和電池片的成本控制到業內最低，憑借這樣的經營管理水平，“有底氣”擴產。

展望明年，第一批平價上網的光伏項目將誕生，若要實現“十三五”規劃提出的銷售側平價目標，光伏企業普遍認為，還需要盡快推動配額制等新制度的實施，調整政策性因素，降低非技術成本等。

新增裝機容量下滑

“531”新政的一個直接影響，是前三季度光伏新增裝機量下滑。

11月22日，根據一位發改委能源智庫專家在合肥召開的中國光伏行業年度大會上透露的數據，今年前10月，全國新增裝機3578萬千瓦，同比下降21%。

中國光伏行業協會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多晶硅產量增長約24%，前三季度增幅僅8.8%左右;硅片增幅則從上半年的39%變成前三季度的11.1%;電池片和組件的產量增幅都從上半年的20%以上，放緩至前三季度的個位數增長。

“‘531’新政以后，光伏業確實受到比較大的影響，但比預期好得多。企業沒那么滋潤，但還是比較健康，總體來說渡過了難關。” 陽光電源董事長曹仁賢稱。

事實上，盡管行業可以稱得上低迷，仍有不少企業逆勢擴產。通威股份憑借多晶硅料生產的優勢，三季度凈利實現增長，不過增幅顯著下滑。

今年下半年，通威股份繼續“逆勢擴產”，三季度在建工程余額同比增長256.66%。三季度后，通威股份的內蒙古包頭年產5萬噸高純晶硅項目，其一期的2.5萬噸于10月底投產;四川雙流基地3.2GW高效晶硅電池生產項目于11月投產;樂山年產5萬噸的高純晶硅項目，其一期2.5萬噸預計12月投產;安徽合肥二期高效晶硅電池項目，即將于2019年1月建成投產。

胡榮柱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531新政出來后，通威對擴產堅定不移，在建項目不受影響，如期建成。”

此外，隆基股份董事長鐘寶申也向記者表示，隆基股份不會調整“2020年底實現45GW產能”的擴產計劃。

今年年初，隆基股份公布的《單晶硅片業務三年(2018-2020)戰略規劃》顯示，隆基股份在2017年底單晶硅片產能15GW的基礎上，力爭在今年將產能提升至28GW，2019年和2020年底產能還將分別擴大至36GW和45GW。

這一戰略規劃公布之時，隆基股份業績可觀，2017年前三季度營收和凈利同比分別上漲了27%和104%，全年股價上漲173.83%。

然而，今年前三季度，隆基股份在降價策略下營收增長35.26%，凈利卻下滑24.53%。

對此，鐘寶申說：“目前公司戰略委員會沒有打算調整計劃，因為制定規劃時的外部形勢和內部的企業自身情況沒有發生顯著變化。當時判斷的大形勢是全球光伏產能需求還會持續增長，雖然會有波動，但總體會穩定在100GW以上。這一情況下，高效電池會迅速占領市場，一些低效的產能會退出，這需要相對高效的原材料的支撐，不然會制約行業發展。”

不過，鐘寶申同時強調，“市場和價格總在波動，但一旦擴產，增大的產能卻無法立即消失。因此擴產時要把握技術進步的節點和自己的能力，來減少風險。”

而正泰新能源董事長仇展煒則表示：“光伏行業從宏觀上來說擴產能是必然，因為光伏以后將成為主要能源。但對于企業來說，考慮市場供需關系，這個時點大規模擴張，容易踩坑。”

多措并舉探索平價上網

補貼政策讓光伏業被外界稱為“巨嬰”，對這一表述業內人士認為有些委屈。

曹仁賢向記者表示，可再生能源快速發展，很多理念、制度沒有跟上。實質上光伏、風電創新強度非常之大，企業研發經費多，沒有原材料，按照收益率法來計算必然存在資金缺口。

他認為，如果沒有補貼，光伏、風電行業無法做到如此快速地“提質降本”。縱觀全球，中國企業最大的優勢是低成本創新。而從國家體量來說，可再生能源補貼并不算大。

“補貼是為了不補貼那一天早些到來。”曹仁賢說。而明年，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多位接近國家發改委的人士處獲知的消息，補貼退坡已是共識。

光伏業更關心的則是如何彌補巨大的光伏補貼缺口。目前，光伏補貼資金渠道僅有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1.9分/千瓦時的標準自2016年起就未調整。

據國家能源局相關負責人表示，截至2017年底，累計可再生能源發電補貼缺口總計達到1127億元，其中光伏補貼缺口455億元。

對此，曹仁賢建議提高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智庫專家測算電價附加水平提高到3分錢/千瓦時，2021年將新增資金規模520億元。屆時，光伏、風電全面實現上網側平價，預期能夠在“十四五”末期實現當年的收支平衡，而累計補貼資金缺口預期通過擴大與配額制銜接的“綠證”交易規模來解決。

彌補補貼缺口還將促進光伏平價上網。另外，曹仁賢表示，要盡快計入化石能源的環境污染成本，這部分成本最終由消費者買單，越晚買單，代價越大。

此外，不少光伏企業管理層提出，推動平價上網，還需解決非技術成本偏高的問題。這部分費用至少占25%，具體包括土地使用稅、發電增值稅、拆遷補償租賃等其他費用、電網接入成本、融資及財務成本等。

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副理事長趙玉文向記者表示，隨著技術成本不斷下降，非技術成本凸顯且有上漲趨勢，比如土地政策不明確、不規范，費用越來越高。建議中央對非技術成本有明確限制，比如對非技術成本中的土地、路條等與政府相關的部分設一個比例上限。

曹仁賢表示，專門為可再生能源降低融資成本比較難，可向發達國家學習通過減稅刺激能源導向，比如減收土地稅，同時與環境稅等經濟調控手段協同。

中國光伏行業協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王勃華則表示，光伏產業亟待從追求規模和速度向質量和效益轉變，制造業要朝著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系統集成要創新驅動，朝應用多樣化發展;電站要探索隔墻售電等模式。加快企業兼并重組腳步，加快落后產能淘汰腳步。

未來一段時間，新政對于光伏企業的壓力將逐漸退去。據前述發改委智庫專家透露，明年工作重點將在電價循序調整、規模化項目管理的調整、上網側平價項目、配額制、綠證交易機制等方面;“十三五”末期及“十四五”初期的工作重點將在無補貼項目的推進以及完善配額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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