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去這么長時間，誰知道你們在里面干什么？”2024年的一天，陳琳(化名)和男友在廣州某酒店入住時，發現房間內疑似有針孔攝像頭正對著床，他們向酒店反映，對方卻以一連串“不可能”否認，甚至將責任反推到他們身上。

近年來，酒店偷拍事件頻發，住客惶恐，但追責艱難；與此同時，酒店經營者往往會表示自己并不知情。多位專家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民法典》規定了酒店、民宿、賓館等場所的經營者作為安全義務保障人的責任，但實踐中受害人發現追責困難重重。

甚至在去年9月，內蒙古包頭的一位網友因曝光所住酒店安裝攝像頭并給予差評，反遭酒店以侵犯肖像權、名譽權為由訴至法院，要求其刪除視頻、賠禮道歉，并賠償1萬元損失。

廣東的新規將試圖解決這個困局。2025年2月1日，《廣東省旅館業治安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正式施行，其中第九條明確提出：旅館應當確保客房內沒有安裝偷窺、偷拍、竊聽等設備。

這是全國首個在旅館業治安管理規定中明確旅館防偷拍責任的省份。事實上，廣東這一規定的出臺已醞釀多時。早在2023年12月，廣東省司法廳發布的《廣東省旅館業治安管理規定(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就在“個人信息保護”條款中提出了旅館需定期檢查，確保無偷拍設備的要求。

《中國新聞周刊》致電廣州、深圳及東莞多家酒店及民宿，部分稱為了實現《規定》的要求，已配備了防偷拍探測儀器。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彭錞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規定》出臺的最大意義在于填補了受害人和加害人中間的空白，強化了酒店方面的責任，讓受害人至少有一個追責對象，“但多大程度能夠落實仍有待觀察”。

黑色產業鏈

原本預訂的是精致大床房，但辦理入住時，卻被安排到了主題圓床房，頓生警覺的陳琳決定先自行排查一番。關燈用手機照相機掃描后發現，電視機屏幕上閃爍著三個紅點，經確認這些紅點反射自天花板上煙霧報警器處。

不敢掉以輕心的陳琳又通過查看Wi-Fi連接數量來進一步核實。然而，結果讓她頭皮發麻：明明房間里只有她一臺手機連著 Wi-Fi，檢測結果卻顯示有三臺設備正在連接。陳琳急忙求助酒店工作人員，對方卻敷衍回應：“不知道”“不清楚”“不可能”。

無奈之下，陳琳要求換房。新房間內，電視屏幕上的紅點仍閃爍不止。陳琳想立刻逃離，然而，申請退還房費時，酒店方卻只肯退還一半。

種種紛爭之下，陳琳選擇報警。警察趕到現場后確認了紅點的存在，但表示手頭沒有專業檢測設備，拆裝消防設備較為麻煩，加上已近深夜，一時也找不到相關人員檢查和處理。最終，紅點按“沒有定論”處理，雙方協商解決。

事實上，天花板上的煙霧報警器確實是針孔攝像頭安裝的重災區之一。廣東惠州市一家民宿店經理謝先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針孔攝像頭因其體積小，隱匿性高及迷惑性強，常被用于私密空間的偷拍。安裝位置多選在天花板上的煙霧報警器，后者同為紅外感應，紅點讓人難以辨別是攝像頭的紅光還是煙霧報警器的紅光。

謝先生還表示，據他所知，酒店偷拍主要集中在主題類酒店及稍高于大眾消費的高端豪華酒店。不法分子通過滿足特殊癖好群體需求，或利用高端酒店住客的身份信息進行敲詐勒索，以此牟取暴利。

偷拍已然成為錯綜復雜的黑色產業鏈。最高人民法院于去年10月公布的2024年1月至9月司法審判工作主要數據顯示，人民法院受理非法生產、銷售專用間諜器材、竊聽、竊照專用器材案件同比增長436.36%。

《中國新聞周刊》檢索發現，成品針孔攝像頭在電商平臺可以輕易購得，價格從幾十元到上千元不等，部分還提供定制服務。不少攝像頭支持全程靜默錄音錄像及遠程手機控制，最長待機續航可達980天。

還有人成立群組專門售賣改裝后的針孔攝像頭，這些設備被分類隱藏在插排、抽紙盒、煙霧報警器等用品中。以浴室類產品為例，經過改裝的沐浴露瓶身下半部分藏有攝像頭，掃描瓶身二維碼后，可通過手機遠程控制。客服稱，這類產品售價580元，改裝的品類都經精心選擇，“很難被發現”。客服還承諾該攝像頭待機時間長，可實時觀看浴室發生的一切。

除了現成的攝像頭，自行組裝也并不困難。《中國新聞周刊》以“針孔攝像頭”“偷拍”為關鍵詞加入相關群組后，群內有人傳授自行改裝的經驗。

浙江大學數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長高艷東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偷拍獲利的模式包括兩種，一是付費直播，一般400元至600元就可以買到3到5臺酒店攝像頭的觀看權限；二是視頻銷售，偷拍者將私密視頻剪輯好售賣給網站，一條視頻的價格在100元至300元不等，或者將視頻直接賣給觀看者，一般價格在幾元到幾十元不等。

“由于購買者不計其數，加之視頻可被重復售賣，一個團隊有可能掌握數百臺攝像頭的權限，月獲利達數十萬元。”高艷東說。

2024年7月，中國裁判文書網披露了一起跨省賓館偷拍牟利案：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張某輝在甘肅蘭州和浙江寧波的賓館空調掛機連接線處私裝網購攝像頭套件，偷拍顧客隱私視頻并通過支付寶口令紅包收款的形式售賣給網友，非法獲利5700元。經電子數據提取，兩酒店攝像頭內存卡有 1843個視頻文件，共20.82GB。最終，張某輝因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獲刑一年。

“失之于寬”

多位專家向《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偷拍行為的猖獗、公眾對偷拍的恐懼不安，與現行法律對偷拍的處理之間，存在明顯失衡。

早在2014年，公安部等部委就曾出臺《禁止非法生產銷售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和“偽基站”設備的規定》，對生產、銷售、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做出了限制。

至于偷拍及傳播者要承擔的法律責任，廣東祈福律師事務所律師高銳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根據偷拍行為的嚴重程度，其可能涉及民事、行政或刑事責任。

對偷窺、偷拍、竊聽、散布他人隱私的行為，《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可處五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五至十日拘留，可并處500元以下罰款。彭錞指出，去年公布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雖將罰款上限提高至1000元，但拘留上限仍為十日，“這種處罰可能失之于寬”。

若偷拍涉及傳播或牟利等惡劣行為，可能構成刑事犯罪。《刑法》規定，以牟利為目的制作、傳播淫穢物品屬于犯罪行為，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節嚴重的，甚至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乃至無期徒刑。

可以看出，盡管現有法律體系對偷拍行為采取了階梯式的懲治措施，但刑法尚未對偷拍行為設立專門罪名，目前只能通過“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和“傳播淫穢物品罪”等間接規制。高艷東指出，這些罪名僅能打擊使用偷拍設備和傳播偷拍內容的行為，無法直接對偷拍行為本身進行處罰。

“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器材罪是需要‘造成嚴重后果’才成立的。”高銳指出，如果偷拍者只是進行了大量偷拍偷錄，但沒有造成嚴重后果，難以構罪。高艷東進一步表示，至于何謂“嚴重后果”，法律并未規定，也未有司法解釋予以明確，導致實踐中認定困難重重。

河南一名刑警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此類案件一般按治安案件處理，唯有性質特別嚴重，如確定是團伙作案，才可能進入刑事程序。

針對這些現實問題，部分地區嘗試“補位”。例如，去年3月施行的《株洲市公共安全視頻圖像信息系統管理條例》就明確要求，相關私密空間負有經營管理義務的單位或者個人，應當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在該私密空間內非法安裝攝像頭。廣東此舉也有此意。

新規如何落地？

在多位受訪者眼中，民宿、酒店偷拍屢禁不止，關鍵在于部分從業者對偷拍態度曖昧、行動乏力。

一方面，部分酒店參與了偷拍。據謝先生了解，一些偷拍者與酒店內部人員達成合作，“畢竟放攝像頭的人不可能每次都親自過來重新調整機位，會有酒店內部人員協助他”。

另一方面，很少有酒店會定期排查、檢測偷拍設備。從事反竊聽、竊照十余年的何志會是深圳一家信息安防公司的負責人，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能做到定期檢測的酒店和民宿很少，選擇專業機構排查的也不多。“一方面怕引發住客誤解，另一方面酒店住客流動性強，今天安全不代表明天安全，而且檢測成本高，不可持續。”

謝先生也坦言，當前沒有針對排查攝像頭購入專業設備，主要通過手機的閃光燈掃一圈，看到紅點后再重點檢查。另外，“如遇住客行為怪異，例如十幾個年輕男性入住時有鬼鬼祟祟的舉動，會在其退房后進行排查、初篩”。

“不過，并非所有儀器都能有效檢測出所有類型的偷拍設備，一些高端偷拍設備甚至具有反檢測功能。”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旅游研究院院長鄧愛民表示。

究竟怎樣的設備才是有效的，多位酒店從業者表示并無能力辨別。多位受訪者都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酒店所在轄區派出所從未公布過設備購買的渠道或要符合的標準，選購時基本是靠銷售介紹，或挑選性價比高的產品。

何志會說，目前檢測針孔攝像頭有三種方式，一是光學檢測，即利用紅光探測器，“優點是價格低廉，一般百元左右就能買到，攝像頭裝置關機狀態下也能被檢測到，但缺點是需要專業培訓，檢測時角度不對可能出現漏檢”；二是信號探測，針孔攝像頭借助Wi-Fi或流量卡傳輸畫面，會產生無線電波，用信號探測器掃描可定位，但周邊正常無線電波易造成干擾，非專業人員難以甄別；三是熱成像檢測，正常開機的電子設備會發熱升溫，保潔打掃完后，用熱成像設備掃描一圈，就能發現隱藏攝像頭，這種操作無須專業人士判定，但價格稍貴，產品一般在3000元以上，有的高達萬元。

廣東省酒店行業協會一位工作人員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規定》出臺前，已有不少會員酒店購買專業檢測儀器對客房風險位置排查。協會會為會員酒店提供有資質的企業名單，“但這種技術含量高的領域，協會也是門外漢，到底好還是不好、能不能用、是不是百分百篩出，我們也不知道”。

不過，即使公安機關或相關部門給出檢測設備采購清單，設備購買所需的資金投入，對不少小型旅館或經濟型酒店來說，也可能是一筆不小的負擔。

以謝先生的別墅型民宿為例，他估算每個房間投入在300到500元之間，一套別墅有三四個房間，若有多套別墅，整體投入為幾萬元。這對于本就在艱難處境中的酒店、民宿行業而言，是“陣痛”。

另外，檢測工作需要專業人員進行。謝先生認為，防偷拍涉及工程技術與網絡知識，要求酒店自行配備網絡工程師既不現實，也不符合運營架構。若額外配備專門排查人員，經營成本將大幅增加。

上述廣東省酒店行業協會工作人員也表示，《規定》出臺后，諸多酒店憂心忡忡，認為偷拍亂象防不勝防，“擔心到時候把責任全都算在他們頭上，如果‘一刀切’進行處罰，他們覺得很冤枉”。

多方輿論都認為，偷拍事件一旦發生，責任劃分和追責機制需進一步明確。鄧愛民指出，由于偷拍行為可能涉及多個環節和主體，如偷拍者、設備銷售者、旅館等，責任劃分較為復雜且難以確定。

就廣東新規中的“確保”二字，彭錞指出，從法律上講，“確保”并不是指客觀上萬無一失，而是盡到合理的注意義務，即酒店采取了合理措施防止酒店內出現偷聽偷拍偷攝設備，包括檢查、處理、清除。如何定義“合理”？彭錞認為，這取決于一系列因素，簡單來說，規模越大的、收費越高的、曾經有過偷拍記錄的酒店，應當采取更高標準的保障措施來禁絕偷拍。

關于酒店出現偷拍設備后的責任分配，謝先生認為，如果酒店能夠確保入住手續合規、加強巡查，并通過前臺監控實現可追溯性，那么在住客刻意規避監管從事非法偷拍的情況下，責任應由偷拍者承擔，酒店不應“背鍋”。

“是否免責取決于其安保履行的程度。”彭錞指出，酒店作為密閉空間，對人員活動進行管控和防范偷拍更有優勢。鄧愛民也認為，若酒店全力排查且偷拍行為極為隱蔽，同時酒店未參與或配合偷拍行為，也沒有因管理疏忽導致事件發生，酒店可以申請免責或減輕責任。

那么，如何證明酒店已盡排查義務？高銳指出，酒店需提供充分的證據，例如，在客房內通過提示牌提醒住客注意隱私、配置自檢設備或公安要求的探測器，并留存巡檢記錄(時間、地點、結果)。如發現偷拍設備，酒店需全程記錄處理過程，確保可追溯性。同時，酒店應配合消費者報警并控制現場。“做到這些，已符合基本義務要求，無須拔高要求。”

如何系統治理？

廣東新規執行之后，如何針對偷拍行為構建系統有效的治理體系，成為多方輿論關注的焦點。

“一個最簡單直接的應對方法就是加大處罰力度。”彭錞指出，《刑法》中增設侵犯隱私罪是值得探索的方向。高艷東進一步建議，以不正當目的，多次或對多人采用偷拍、偷錄、監聽等方式侵犯他人隱私，處拘役，并處罰金；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設計多個入罪門檻，通過階梯化的法律責任體系避免該罪的濫用。”

在民事賠償領域，提高精神損害賠償額度也被視為一種可行方案。高銳指出，消費者維權主要涉及兩個要求，包括房費退還、維權產生的交通費用開支等財產損失，以及爭取精神撫慰金。

“但現實中，法院對精神撫慰金的支持力度較小，對于隱私權侵害的精神撫慰金賠償標準也不明確。”高銳表示，通常需“嚴重后果”如信息傳播或身份曝光方才獲賠，且金額普遍較低。

另外，“再嚴苛的法如果得不到落實，也是一紙空文”，彭錞認為，公安機關應加強執法。但多位酒店從業者都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此前從未遇到過公安部門針對偷拍攝像頭進行的檢查行動。

針對這一問題，《規定》對公安機關的責任做出了明確要求，包括建立健全旅館業治安安全檢查制度，合理確定檢查頻次和檢查方式；指導、監督旅館建立各項安全管理制度和落實安全防范措施等。

高銳認為，《規定》施行后，公安、市場監管、文旅等部門作為酒店業的主要監管單位，應出臺更明確翔實的操作細則與規定。如為酒店提供探測設備采購清單與排查流程規范，以便厘清各部門及酒店業責任邊界，讓酒店在防范偷拍時有章可循，精準“排雷”。對于違規酒店，依法嚴懲。

此外，“如果不從源頭治理，一切都是空談”。上述廣東省酒店行業協會工作人員認為，偷拍設備產銷用各環節緊密勾連，應設立嚴格的生產許可證制度，筑起第一道防線。鄧愛民也強調，銷售者必須被納入責任體系，明確合法使用提醒，對購買者身份與用途登記備案，讓相關電子產品來有源、去有蹤。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5期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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