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有感  

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如遼闊穿過渺小，掀起我不時的翻閱之興。最近再讀，更覺得它像思想的磨刀石、演進的清醒劑，馳于田連阡陌而擲地有聲。

書以品論，不同流俗很重要。在這點上，托克維爾的確矯矯不群、孤標獨步。比如對法國大革命，他的論斷就獨出機柕、意致縱橫---“革命往往會在對苛政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經濟繁榮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來”……然而，這種極其鮮明的創見、頗富奇思的匠心，很容易讓人忽略他的河漢江淮、秉要執本。仍以法國大革命為例，他其實想表達的核心要義是：“它（大革命）決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確，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僅僅是一件長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即使它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筑同樣也會坍塌，這里早些，那里晚些，只是它將一塊一塊地塌落，不會在一瞬間崩潰。大革命通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無顧忌地突然間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點一滴地、長時間才能成就的事業。這就是大革命的業績。”簡言之：大革命乃是舊制度下法國社會演進的必然結果！這個推斷，就和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論述有頗多相通、共鳴之處---馬克思恩格斯從“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這一視角出發，認為“法國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經變得如此不現實，即如此喪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須由大革命來把它消滅。”

說得更透徹些，我們不要只關注于托克維爾的出新之論，而應更多留心他的正本之述。在“本”上，我認為托克維爾和馬克思的論述不僅沒有枘鑿冰炭，而且在相當程度上異曲同工。在“本”上刮摩淬勵，更有助于我們含英咀華、倍道而進。

此外，有些人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讀到的是歷史相似性，甚至以我們當下的改革來比附當年法國的狀況。例如，他們簡單地對照，《舊制度與大革命》雖然勾勒的是18世紀的法國，但依稀能從中看到中國某個時期的影子；《舊制度與大革命》解剖的固然是法國大革命的流變，卻也仿佛可以觸摸到我們某個體位的脈動。這種單純以表面現象“影射現實”的閱讀意向，我認為是不可取的，恐怕亦有違托克維爾寫作的初衷---這樣的解讀對改造世界有什么好處？又有多少好處呢？

我認為，正確的解讀，應該是觀照，而不是影射，是擇善而鑒，而不是全面移植，是警醒，而不是誅心，是急切切劚山覓玉，而不是笑嘻嘻以筌為魚。如是，則《舊制度與大革命》對我們大有裨益。

那么，就讓我們屏息凝神，來體味這本書的神來之筆吧。“我注視著他們扔掉在舊制度中借來的皮相，又借來一個個新的皮相來適應每一個新的事件，他們只改變面貌，絲毫不改變本質，把自己完全偽裝了起來”，托克維爾毫不客氣地批評“他們從舊制度里繼承了大部分的情感、習慣和思想”。類似這些論述，不正是我們奮進的中國需要引為鏡鑒的嗎？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探到舊制度的心臟里去”剖解一番嗎？！

除卻這些抽象的論斷，托克維爾筆下的“變種”、“還魂”與“復辟”等具實的表述，可能更助益于我們觀照自身：

公務員熱---“中產階級對做公務員的熱情和渴望從未如此強烈。當一個人獲得一小筆資金，他立刻就會用來購買職位，而不是投資于商業”。

買官賣官---“在獲得官職方面，我們今天的熱情比那時有增無減，不過那時和我們這個時代存在著一個最大的本質差異：那時政府售賣官職，今天的政府則授予官職，今天的人們不用花錢，只要出賣自己的靈魂即可達成目標”。

金錢至上---“金錢會成為區分人的貴賤、家庭的尊卑的主要標志，但是金錢又在不停地流動，不斷轉手，所以幾乎所有人都在拼命地節約或賺錢。于是，這些情緒統治社會：不惜一切代價積累財富的欲望，對經商的嗜好，對利益的追求和對享樂、物質享受的喜好。這些情感會彌漫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那些一向與金錢無緣的階級”。

稅負不公---“最能擔負得起錢的人免稅，最無力應對的人必繳。政府終于變得怪異，龐大的怪異：富人免稅，窮人繳稅”。

官員免責---“60年來法國確立九或十部法律，其中有一條明文規定，任何政府官員，未經事先批準，不得由普通法庭起訴”。

統計造假---“我原來以為只有今天的官員才喜歡統計數字，但我錯了。舊制度末期，財政大臣取得的信息報表，和今天的市長和區長要求提供的信息一樣，詳細而不可信”。

……

還不夠嗎？1789年消失的很多舊法律和政治習慣，幾年后又重新出現，“就像某些地表河先沉入地下變成地下河，然后在某處重新冒頭。拍打著新岸的，還是之前的水”。這樣的辭喻橫生、窮形盡相，實在令人嘆服。

誠如托克維爾所言：我的目的，不是要弄清病人是怎么死的，而是要弄清當初如何做他就能免于一死，就像一個醫生努力激活每個麻木的器官，讓它重新煥發生機。那么，托克維爾究竟有沒有在法國得償所愿，或者說在多大程度上幫助法國，這里暫不討論，值得認真思考的是他為我們提供的警示。

通常，中國的學者把其警示歸納為幾點：一、將某一社會階層推入孤立、失語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們推向革命；二、專制社會里，民眾無法參與公共事務，彼此孤立，最終只會變得越來越自私自利；三、中間勢力難以生存的社會，是“最難擺脫專制政府的社會”；四、民眾“搞革命”時的種種不適當的方式，其實都是政府教的……

對這么一部姱容修態的作品，除了學者明鑒，我也敬陳管見，說三點體會---

一、要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尊重自由。目前中國已經以“快進鍵、加速度”的方式活躍于“地球村”，進入“技術、內容、人才、話語權全面競爭”的數字化時代，公眾思想更多元，信息“微傳播”更迅捷，社會矛盾“一夜放大”更容易，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更迫切。但隨之而來的道德沉淪、市場無序等種種弊病也令人焦慮，要醫治，唯有“給予公民真正的自由”一途。托克維爾對自由的敘述，或可加深我們的理解：“自由本身就能與社會的固有弊病進行斗爭，使社會不順著斜坡滑下去。只有自由可以使人們擺脫獨立的孤獨感，把人們連接在一起，為了相互理解，為了共同利益進行互相爭論和相互妥協。只有自由才能使人們從金錢崇拜中解脫，從瑣細的日常煩惱中脫離，讓他們意識到，個人之外還有一個國家存在于他們之上，存在于他們左右。只有自由可以喚醒高尚而強烈的情緒，超越享樂可以帶來的快感，可以給人們提供比賺錢更高尚的信仰，并且產生光，清晰地照亮人類的美和善到底是什么樣子的”。

二、要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注重營造平等的境域。托克維爾認為法國大革命的實質就是一場爭取平等的社會政治秩序的革命，強調“人們已無可選擇，必須接受社會將發展為一個平等的社會的事實，領導者所能做的只是對民主加以引導，重新喚起對民主的宗教信仰，潔化民主的風尚，規制民主的行動而已”。你看，這和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未來社會是不是有某種程度的契合---“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把生產發展到能夠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規模；結束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狀況。”而中國，歷來都“不患寡而患不均”，于今尤甚。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這就要求我們確保老百姓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讓每個人獲得發展自我和奉獻社會的機會，“大殿的角石，并不高于那最低的基石”。

三、要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重視做好群眾工作。從1961年初到1963年6月，我國共精簡職工1887萬、減少城鎮人口2600萬。周恩來感慨：“下去這么多人，等于一個中等國家搬家。在中國，沒有哪個政權能夠這樣做，只有我們才有這樣做的群眾基礎”。鄧小平總結說：“那個時候為什么能這樣做？就是因為黨和群眾的關系密切，黨的威信比較高，把困難擺到人民面前，對群眾講清道理，做了大量的工作。”歷史的經驗一再表明，群眾工作做得好，我們的事業就徑情直遂；群眾工作做得不好，我們的事業就垂翼暴鱗，甚至陷入“塔西佗陷阱”。托克維爾有句令我印象極深的話：“民眾的心中始終都深深地扎根一種本能，它就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宗教本能”。雖然偏頗，但至少說明了做好信教群眾工作的極端重要性。那怎么做呢？就是要始終堅持人民立場，像大禹治水一樣，用“導”的態度，久久為功，一點一滴來做實做好。

托克維爾說：誰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同樣，要實現偉大的“中國夢”，就必須放眼全世界，博采眾長，集思廣益，包括讀讀這“磨刀石”、“清醒劑”---《舊制度與大革命》。

（作者李宜航，系中央黨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研修班〈第1期〉學員，羊城晚報報業集團黨委委員、管委會副主任，羊城晚報社副社長）原載2018年6月13日《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