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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數據表明，澳大利亞辦公出勤率較疫情前下降了三分之一。澳大利亞人正在尋求更長期的居家辦公權利，而員工與雇主間的矛盾也逐漸顯現。據路透社8月2日報道，澳大利亞辦公室出勤人數較疫情前減少了三分之一，悉尼約有六分之一的辦公空間空置。遠程辦公的流行使公司不再需要租用辦公區(qū)域，這導致了寫字樓估價下降，然而遠程辦公對澳大利亞社會的影響遠不止如此。悉尼大學健康與工作研究網絡負責人約翰·布坎南說：“世界勞動力市場在受到新冠疫情沖擊后已經產生了不可逆的變化?！?/p>

此前，摩根大通集團首席執(zhí)行官杰米·戴蒙、特斯拉和推特老板埃隆·馬斯克等企業(yè)領導人呼吁在疫情結束后停止遠程辦公模式。澳大利亞工會由此與政府發(fā)生爭論，要求將居家辦公作為常態(tài)，并首開反擊之先河，將市值約8187億人民幣的澳大利亞最大銀行——澳大利亞聯(lián)邦銀行告上法庭。今年4月，澳大利亞第三大銀行澳大利亞國民銀行首席執(zhí)行官下令，讓500名高級管理人員回到辦公室出勤工作。三個月后，該銀行一改口風，同意了一項工會協(xié)議，賦予所有員工申請居家辦公的權利。同一周，公共部門工會達成一項協(xié)議，允許澳大利亞120000名聯(lián)邦雇員申請居家辦公，且不限天數。

在歐盟，“遠程辦公”保護已經實施了數十年。受疫情影響，居家辦公變成了打工人的常態(tài)。但為了適應疫情封控影響后的經濟形勢，立法者們仍在商討修改該項法令。今年5月，在加拿大，為了爭取居家辦公，當地聯(lián)邦工作人員罷工兩周，但最終達成的協(xié)議中依舊沒有其所要求的遠程辦公的工資保護。

負責澳大利亞聯(lián)邦協(xié)議談判的社區(qū)和公共部門工會秘書梅麗莎·唐納利表示，居家辦公所造成的變數正在各行各業(yè)產生連鎖效應。

德國最大的經濟智庫之一的Ifo（nformation and Forschung）宏觀經濟中心副主任馬蒂亞斯·多爾斯表示，盡管各國員工要求的遠程工作天數不盡相同，但老板和員工之間關于辦公室出勤和居家辦公的需求矛盾是全球統(tǒng)一的。作為與斯坦福大學合作項目的一部分，該機構對34個國家的35,000名工人和雇主進行了調查。調查發(fā)現，在有居家辦公經驗的員工中，僅19%的人希望重返辦公室全職工作，員工們希望每周居家辦公的天數是老板們希望的兩倍。

澳洲智庫澳大利亞研究所（Australia Institute）未來工作中心（Centre for Future Work）的主任吉姆·斯坦福說：“大多數員工強烈希望繼續(xù)居家辦公，而大多數雇主都想讓員工們重返工作崗位?！眰€別工會達成協(xié)議不一定會結束這種僵局。因為如果失業(yè)率上升，雇主們在勞動力市場將獲得更多議價權。而這樣的矛盾會為勞動關系的歷史性沖突埋下伏筆，吉姆·斯坦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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