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屬用塑料袋、拉桿箱裝錢交給他，說是一點心意，他客氣了一下就收下了……”這是裁判文書網上近期公示的一則刑事判決書上關于銀行行長受賄案的細節，案件的主角是浙商銀行上海分行原行長顧清良。該案將浙商銀行再次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而浙商銀行今年面臨的煩心事不止一樁，年內屢收罰單令市場對該行內控管理產生質疑，合規隱憂待解背后該行還面臨著盈利能力下降等壓力。

受賄獲刑

2017年底的一天，上海靜安區遠中風華宿舍樓下，孟某把汽車停穩后，從車后備箱里拿出一個銀白色的拉桿箱遞給對面剛剛一起吃飯的顧清良：“一點意思，請收下。”這個箱子里裝著十捆現金，每捆10萬元，共100萬元，顧清良推托了一下就帶回了宿舍……這一受賄細節僅是顧清良案的冰山一角，更多心照不宣的“交易”在顧清良于浙商銀行任職期間屢屢上演。

10月14日，北京商報記者從裁判文書網近期公示的一則刑事判決書處獲悉，顧清良受賄案迎來一審判決，被告人顧清良犯受賄罪，賄賂款物共折合人民幣1242.3392萬元，顧清良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50萬元。

文書顯示，2004年7月-2018年12月，被告人顧清良先后擔任浙商銀行市場拓展二部總經理，資金部總經理，上海分行黨委書記、行長等職。在上述裁判文書中，顧清良任職期間，用于向其行賄裝錢的“塑料袋”字樣被提及了45次，而最后“塑料袋”的“歸宿”多被行賄人置于顧清良的辦公桌下面。

而在裁判文書公示的13宗受賄“罪狀”中，除為銀行客戶單位提供貸款牟利的違法行為之外，顧清良在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為銀行體系內工作人員工作調動、職務晉升、任職推薦提供支持而受賄的事項達到6宗。

“再完善的制度都難以完全避免個人違法違規的發生，顧清良案的發生，與其個人法律意識淡薄、職業道德缺失有密切關系。不過浙商銀行出現顧清良案，也反映出該行內部管理與合規制度上的漏洞，尤其是缺乏對分公司一把手的權力制衡，使得其可以利用手中權力謀私，侵犯公司整體利益。”投行從業人士何南野對于顧清良案如是評價。

罰單大戶

顧清良案暴露出浙商銀行的內部管理漏洞，而浙商銀行及其分支機構因未能審慎經營的多項行為觸及合規紅線亦“惹怒”監管頻“吃”罰單。今年9月4日，銀保監會官網公示的信息顯示，針對浙商銀行通過違規發售理財產品實現本行資產虛假出表、同業投資接受金融機構回購承諾等多項違法違規行為，銀保監會依法對該行罰款10120萬元，并對7名責任人員給予警告直至警告并處罰款30萬元的行政處罰。

彼時在行政處罰表中列示的案由就包括了對上海分行理財業務授權混亂等31項主要違法違規事實。時任浙商銀行上海分行行長顧清良等多人同時收到相應罰單。

眼下，顧清良案一審宣判，但浙商銀行需要解決的煩心事還有很多。北京商報記者根據銀保監會公示的信息統計，除了上述超億元的巨額罰單之外，今年以來，浙商銀行還有4家分支機構被監管點名。

在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財務與金融系教授孟慶斌看來，經營過于激進在經濟向好階段能給銀行帶來可觀的收益，一旦經濟周期下行，違規操作及風險隱患就會浮出水面。因此銀行業機構更要逆周期調整，在經濟向好之時，留足撥備抵御風險，監管也要逆周期監管，經濟上行條件下加強監管，減少風險延遲暴露，經濟下行周期下，適當相對放寬力度，減輕對銀行造成更大的沖擊。何南野則指出，頻收罰單暴露出浙商銀行內部合規及風控機制的問題，可能會影響后續業務的開展。

業績承壓

內控隱憂待解背后，浙商銀行的經營與發展情況也備受市場關注。今年上半年，在疫情影響以及銀行業讓利實體經濟等因素影響之下，銀行業凈利潤多數下滑。浙商銀行2020年半年報顯示，今年上半年該行“增收未增利”，實現營業收入251.44億元，同比增長11.52%；實現歸屬于該行股東的凈利潤為67.75億元，同比下降10%。

然而，作為一家股份制銀行，浙商銀行今年上半年的凈利潤卻被同樣位于浙江的城商行寧波銀行甩在身后。寧波銀行半年報顯示，今年上半年該行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78.43億元，同比增長14.6%。在凈利潤指標下滑之外，2020年半年報中浙商銀行各項盈利能力指標呈現出同比全面下降的態勢，與此同時該行不良貸款率也有抬頭跡象。

“浙商銀行本身的質地不錯，創新能力強，并且身處浙江，發展具有一定的區位優勢，但是在股份制銀行中，整體發展較慢，存在感弱化。”多位業內人士向北京商報記者表達了對浙商銀行發展的看法。

在蘇寧金融研究院研究員陶金看來，近年來浙商銀行發展速度似乎有所減緩，在資本市場的認可度也受到了限制。浙商銀行想要改變違規頻發、盈利下滑的現狀，就需要全面優化銀行內部的管理，尤其是加強合規、風控工作標準的提升以及實際執行力度。

對于如何加強人員合規管理、罰單整改，如何應對凈利潤下滑以及資產質量承壓的考驗等問題，北京商報記者聯系到浙商銀行試圖采訪，對方表示暫無回復。

北京商報記者孟凡霞馬嫡

關鍵詞： 浙商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