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毛澤東同志說：“《共產黨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閱讀一次，我都有新的啟發。”

鄧小平同志總結自己一生學習馬列主義的經驗時說：“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領導干部精讀馬列文集中的代表性篇目，“比如：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

的確，《共產黨宣言》一經面世，即云集景從，其道大光。且在屢遭詰問中，更明參日月，“石韜玉而山暉”。故，在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的今天，來學習《共產黨宣言》，尋大本大宗，更有發蒙啟滯、踵事增華的特殊意義。

《共產黨宣言》博大精深，字字珠璣。僅就宣言中“兩個同樣不可避免”（又簡稱為“兩個必然”）的著名論斷來看，亦可窺見真理之光，正穿透時間之墻，照亮現實，照進未來。

在《共產黨宣言》第一章，馬克思恩格斯對“資產者和無產者”條分縷析后，一言窮理：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馬克思恩格斯作出這“兩個同樣不可避免”的論斷，決不是心血來潮，也不是“私視使人盲”，更非鄰父之疑。

先來看一下《共產黨宣言》對資產階級曾經的歷史作用的認識，沒有抹殺，也未曾謾罵，而是不吝贊美——“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共產黨宣言》甚至還用詩一樣的語言稱賞不置：“它創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跡；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遷徙和十字軍征討的遠征。”請問那些指責《共產黨宣言》是一隅之說的資產階級政論家們：你們中有哪一位能像馬克思恩格斯這樣對你們自己的階級——資產階級支分節解？

應該說，馬克思恩格斯是在把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看透了資產階級的本來面目后，始有此持平之論。他們從不諱言資產階級興起、發達的“四化”之因：第一，工業化。需求的總量攀高，市場的胃口變大，“于是，蒸汽和機器引起了工業生產的革命。現代大工業代替了工場手工業；工業中的百萬富翁，一支一支產業大軍的首領，現代資產者，代替了工業的中間等級”，“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并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第二，城市化。城市因為資源的聚集、交易的便利而日益受到垂青，“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第三，社會化。人的流動加劇，金錢變得極其重要，“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第四，國際化。到新的天地去，到一切有資源、可以現金交易的地方去，“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

資產階級再器滿意得，資本主義再神氣活現，終歸還是逃脫不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規律大過鮮衣怒馬，以及一切鼓舌掀簧。對資產階級來說，風光的背后，就是深埋的火山、托起的炸藥包。馬克思恩格斯運用唯物史觀，在科學分析資本主義主要矛盾的基礎上一針見血地指出：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也就是說，“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這正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偉大之處：在充分肯定的基礎上展開無情的批判，肯定是切切實實的肯定，批判是徹徹底底的批判。

那么，這個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和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復中越來越危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商業危機就夠了。在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產品被毀滅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這種“瘟疫”有多可怕、多致命？馬克思恩格斯洞幽燭微：“生活資料太多，工業和商業太發達。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的發展；相反，生產力已經強大到這種關系所不能適應的地步，它已經受到這種關系的阻礙；而它一著手克服這種障礙，就使整個資產階級社會陷入混亂，就使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脅。資產階級的關系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是的，資產階級把絞索狠狠地、牢牢地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越掙脫越緊固，越掙脫越窒息。

這個主要矛盾可以調和嗎？對資產階級來說，這個矛盾與生俱來，如影隨形，即便在某些時候可能會有所緩和，但終歸是“不治之癥”。因為物的世界的增值已經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工業化大生產、發達的生產力這個“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資產階級再不能做社會的統治階級了，再不能把自己階級的生存條件當作支配一切的規律強加于社會了……社會再不能在它統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說，它的生存不再同社會相容了”。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一文中，也曾對此直抒胸臆——(1)從現在起，可以把所有這些弊病完全歸咎于已經不適應當前情況的社會制度;(2)通過建立新的社會制度來徹底鏟除這些弊病的手段已經具備。

簡言之，資產階級已經深陷自身制造、自身又無法克服的矛盾之中，并且不知不覺又必然生產了自己的掘墓人——無產階級，等待他們的只能是不可避免的“外殼被炸毀”，或者在刺骨的冰水中淹沒。沒錯，是規律，是規律在起作用，在一刻不停地起作用。

那么，無產階級的勝利為什么也是不可避免的呢？這種必然性究竟何在？

首先，無產階級有強大的革命動力。他們作為大工業本身的產物，實際上卻一無所有。他們和商品別無二致，也幾乎簡化成了機器。他們只有找到工作才能生存，而且只有當其勞動增殖資本的時候才能找到工作，其所得也僅僅只限于維持生活和延續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無產者沒有什么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更坦率點說，他們作為真正革命的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其次，無產階級有豐富的斗爭歷練。先個體，后群體，從攻擊生產工具，到毀壞來競爭的外國商品，再到燒毀工廠，無產者的反抗只有進行時，沒有休止符。“隨著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增加了，而且結合成更大的集體，它的力量日益增長”，進而“無產者組織成為階級，從而組織成為政黨這件事，不斷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競爭而受到破壞。但是，這種組織總是重新產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強大，更堅固，更有力”。這時候，無產階級的熊熊烈火已經燃起來了，眼看就要燒到資本家的屁股了。

再次，無產階級有了理論上的武裝。一方面，在此起彼伏的斗爭中，無產階級開始從“自發到自覺”，并大量接受了來自被拋進無產階級隊伍里的一些統治階級的教育因素。另一方面，在階級斗爭接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棄暗投明，脫離統治階級而歸附于革命的階級，即掌握著未來的階級。“現在資產階級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別是已經提高到從理論上認識整個歷史運動這一水平的一部分資產階級思想家，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了”。一旦有了革命的理論，革命的運動就更加汪洋恣肆、浩浩蕩蕩了。

由是，我們堅信“兩個同樣不可避免”是馬克思恩格斯運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考察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后得出的基本結論，是一種規律性判斷，是歷史的最終走向。它不會失效，也不會消弭，只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閃耀出更奪目的光芒。

這時候，也許還會有人跳出來質疑：你們言之鑿鑿資本主義必然滅亡，那為什么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不僅沒有滅亡，反而更加生機勃勃了呢？

問得好！如果我們不愿意閉目塞聽的話，確實必須承認有些資本主義國家經過各種調整后至今仍保持著頑強的生命力。但不客氣地說，這就好比病人打了強心針，或注射了鎮靜劑一樣，可能有一時之效，但絕無回天之力。因為，《共產黨宣言》對此講得非常清楚——“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換言之，資產階級之所以還能活著，有的還活得很光鮮，恰恰是因為它意識到矛盾重重問題叢生，在不斷地對自身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進行自我調整、自我更新，從而也恰恰印證了《共產黨宣言》的正確性。而且，1859年1月，馬克思又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明確提出了“兩個決不會”的重要思想——“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 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這就進一步表明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必然趨勢，但要經歷一個長期和艱巨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資本主義的老生命、新發展、大變化，不單不能否定“兩個同樣不可避免”的規律性判斷，反倒更深刻地印證了“兩個決不會”的科學價值，和《共產黨宣言》的顛撲不破。

穿透歷史迷霧，穿透時間之墻，《共產黨宣言》的真理之光始終照耀在我們的征途上，賦予我們信仰的力量、初心的守望。今天的我們，離這個理論之源不是遠了，而是更近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征程正是沿著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康莊大道奮勇向前，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實踐已經證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共產黨宣言》一脈相承，都閃耀著真理的光芒。認真學習和領會好《共產黨宣言》的精神實質，對于我們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一步堅定信念，銳意進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作者李宜航，系中央黨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研修班（第1期）學員，羊城晚報報業集團黨委委員、管委會副主任，羊城晚報社副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