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全面抗戰進入第四年。陳嘉庚帶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回國慰勞考察，時長達9個月，足跡遍布15個省份。其中，5月31日至6月8日，陳嘉庚在延安的訪問和調研，成為他生命歷程中的重要轉折點。曾悲觀認為“中國要轉弱為強，必須再等半個世紀才有希望”的他，為何在短短9天的行程后作出了“中國的希望在延安”的結論？他在延安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以至于改變了他對中國未來的看法？

近日，“延安九日——陳嘉庚先生誕辰150周年紀念特展”在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開展。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副館長寧一，該展策展人、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展出服務部副主任閆媛媛以及副研究館員羅佩玲接受《中國新聞》報記者采訪，對以上問題給出自己的思考和答案。

“延安九日——陳嘉庚先生誕辰150周年紀念特展”現場。　尹李梅 攝

以陳嘉庚的眼睛看延安，用他的文字記錄延安

1937年，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達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確立。陳嘉庚在新加坡組織了“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募集巨款，動員華僑組成“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擔負起滇緬公路抗日軍運任務。1939年，中國沿海重要出入口失守，華僑回國困難，不清楚國內狀況。陳嘉庚于當年12月6日電函蔣介石，表示將組織“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回國慰勞考察。

1940年3月，陳嘉庚率團一行50余人回國考察。其中，5月31日至6月8日的9天里，陳嘉庚去了延安。展覽以這9天為主題脈絡，以陳嘉庚的眼睛看延安，用他的文字記錄延安。

策展過程遇到了很多難題，這段歷史一是少有實物史料，二是新聞報道寥寥。策展人員根據陳嘉庚在《南僑回憶錄》中提及延安之行的內容，以及1940年5月31日前關于延安的文字和圖片記錄，為公眾拼起他眼中的延安之貌。

“但此書是陳嘉庚返回南洋兩三年之后根據回憶撰寫的，有個別細節存在錯誤。”羅佩玲說，“因此，我們向《中國的希望在延安——陳嘉庚先生的1940》作者陳滿意征詢意見和指導，并查閱《南洋商報》《新華日報》《大公報》等海內外的報刊，以及嘉庚先生助手、翻譯等的回憶文章，補充和完善了相關章節的內容。”

“民族復興是陳嘉庚從始至終的愿望，在與中國共產黨同行之前，他已在實業、教育等方面探索救國之道。他最初是將抗日的希望寄托于國民政府的。”寧一說，“但他為何在9天之后得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的結論？通過這次展覽，我們希望能夠通過嘉庚先生的眼睛，幫助觀眾了解1940年在中共領導下延安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衛生和僑務工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他親身體驗到的‘延安精神’。同時，我們也想通過陳嘉庚的視角來比較延安和重慶。當我們今天回顧這段歷史時，不禁會問：中國共產黨的勝利為什么是歷史的必然？這個展覽或許能夠為我們提供一種答案。”

此次展覽展出的陳嘉庚著《南僑回憶錄》。　尹李梅 攝

陳嘉庚的“西行漫記”

在本次展覽的展品中，有一份1940年7月從印尼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匯往重慶的特殊匯款單。收款人是慰勞團第一分團成員甘進德，匯款人是其家人甘振坤，匯款總額為“國幣”700元。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回國期間，陳嘉庚要求慰勞團成員費用自備，并多次叮囑團員們要節約、耐苦，所到之處盡量起居簡單，膳宿費自理，不可多耗各處招待費。

1940年5月31日，陳嘉庚幾經波折到達延安，開始了他的“西行漫記”。歡迎儀式在露天廣場舉行，沒有奢華宴會，只有數千民眾的歡聲笑語和掌聲。中共中央招待陳嘉庚時，隆重、熱情又節儉，晚宴“僅一席設于門外露天，取一舊圓桌面置方桌上，已陳舊不甚光潔，乃用四張白紙遮蓋以代桌巾，適風來被吹去即棄不用”。

這與陳嘉庚在重慶的待遇有天壤之別。國民政府為了招待他們這些回國華僑，花費巨大。陳嘉庚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招待余等慰勞團，按費八萬元……余問后至為不安……在平時尚不宜，況在抗戰期間更覺不合……”延安看似簡陋，實則勤儉的新作風，反而讓重視勤儉節約的陳嘉庚倍感親切。

在9天的時間里，67歲的陳嘉庚不顧勞頓，不僅拜會了毛澤東、朱德，還與財政、公安、司法各界負責人多次交談，參觀了中國女子大學、抗大第三分校，走訪了延安新市場、安塞鐵工廠及印刷廠，接觸了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的校友以及歸僑男女青年。

其間，他聽到、看到許多新鮮事：商店都是私人經營，政府不與民爭利；縣長民選；貪污五十元者革職，貪污五百元者槍斃……這些都在《南僑回憶錄》中有所記錄。

和毛澤東會晤時，由華僑學生擔任翻譯。一個細節打動了陳嘉庚：“南洋女學生來，無敬禮便坐，并參加談話，絕無拘束。又一男學生來亦然。少頃集美學生陳必達來亦如是。”

在抗日軍政大學，領袖與普通學生間的平等也讓陳嘉庚印象深刻。“同朱君(朱德)乘車到第四軍校，適學生在校前賽籃球，學生及觀眾均無行禮，有一學生向朱君大聲呼曰，總司令來比賽一場，朱君即脫去外衣，與諸生共賽兩場，其無階級復如是。”

民風淳樸的延安與共產黨領導人給了陳嘉庚美好的印象，這一切使這位華僑領袖對延安充滿了向往：“余觀感之余，衷心無限興奮，夢寐神馳，為我大中華民族慶祝也。”

“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在策展過程中，華僑青年群像逐漸清晰，也是一個意外的驚喜。”閆媛媛說。

展覽中展出了馬來西亞歸僑李介夫在延安戴過的帽子、菲律賓歸僑王唯真在延安時的畫作、泰國歸僑蘇青在抗大學習時大隊嘉獎的筆記本、緬甸歸僑馬興惠撰寫《歡迎南洋著名僑領陳嘉庚》的手稿等珍貴文物。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后，延安成為眾多愛國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據統計，抗戰后到延安的歸僑青年就有600人。

“我們的展覽有兩條線，明線是以嘉庚先生的眼睛和文字記錄看延安，而暗線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和僑務工作開展情況。”閆媛媛表示，“嘉庚先生并不是突發奇想去延安的。張楚琨送的《西行漫記》，在重慶時葉劍英、林祖涵、董必武、鄧穎超等中共重要領導人與其見面、洽談等等一系列工作，都為他的延安之行埋下伏筆。”

在紀念意義之外，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還想借展覽讓更多人了解、學習陳嘉庚對外講述中國故事的方式。在寧一看來，陳嘉庚是中國故事最好的講述者之一。

離開延安，回到重慶，陳嘉庚先是發表了《西北之觀感》的演講，接著又在緬甸仰光、新加坡等地公開演講。

著名緬甸愛國僑領徐四民曾回憶說：1940年12月15日，在仰光華僑舉辦的歡迎陳嘉庚大會上，陳嘉庚介紹了國內抗戰形勢，特別是延安團結一致打東洋，軍民一家，吏治清廉的事實，指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這給自己帶來了強烈的震撼，影響了自己一生。

“延安九日——陳嘉庚先生誕辰150周年紀念特展”現場。　尹李梅 攝

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也與陳嘉庚有很深的淵源。1960年，陳嘉庚倡議在首都北京興建一所更大規模的華僑博物院，并帶頭捐款50萬元人民幣。后來由于選址及歷史原因，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建成后于2014年10月21日正式對公眾開放。

“60多年前嘉庚先生倡建博物館，可見其前瞻性和創新精神。今天博物館舉辦各種以‘僑’為主題的展覽，講好華僑故事，傳承華僑優良傳統，都是在用實際行動傳承‘嘉庚精神’。”寧一表示。10年來，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一直致力于發揮博物館的職能，通過展覽陳列、社會教育、藏品研究、開發文創等途徑，深入挖掘“嘉庚精神”的內涵，向公眾講述華僑華人的歷史與文化。

目前，“延安九日”展覽已制作了流動展板，準備進社區、進校園講述‘嘉庚精神’，巡展也已在籌備中。(完)(《中國新聞》報作者 尹李梅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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